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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光荣匾

稿件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 2023-05-05 09:51:54

  一个个苏区旧址焕然一新,一个个传统教育基地揭开了锃亮的牌匾,照亮后人创造美好生活的前进之路。

  

  小时候,我常常在村庄的屋场里钻进钻出,瞧稀奇、捉迷藏、找乐子。故乡麦菜岭好像是一块内容无比丰富的藏宝地,在那些厅堂、洞水、老屋里,总有一些从前未知晓的事物为我带来新的发现。

  有一次,运根爷爷家门楣上的一块牌匾吸引了我的注意。清晨的阳光越过天井,越过我的头顶,投射在一扇漆黑的旧门上。门楣上,忽然有一块薄薄的东西反射出了光亮。我走过去,看见一块写着红字的牌子,那红颜色已在岁月的剥蚀中略呈黯淡,但两面红旗的形状是清清楚楚的。我仔细地辨认着那四个字——“光荣烈属”。

  当时,对“光荣”和“烈”大约是有一些概念的,我读过连环画、听过收音机、看过电影,其中大多是英雄人物的故事。我知道,光荣与壮烈往往是和视死如归的英雄联系在一起的。而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死亡。村子里,每个人都如常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运根爷爷家也是如此。他有质朴的妻子,善良的儿女。他们的家庭完整而平常,会有谁“光荣”了呢?

  那块牌子背后的故事,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原来,运根的父亲当了红军,他走的时候,运根七岁,他的两兄妹也都很小,对父亲的记忆不深。后来,父亲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生活中,给他们以熟悉和亲近的机会。只有一块“光荣烈属”牌和一份“烈士证明书”。证明书上,白底黑字写着他们的名字,证实着一家人的血脉亲情关系。

  不幸的是,几年以后,唯一庇护他们的母亲也病逝了。家庭的重担突然落到孩子们的肩头,他们似乎一下子长大了。那时候,运根刚刚扛得动锄头,为了能从土里刨到一家人的吃食,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年仅六岁的妹妹则担负起了做饭洗衣的重任,矮矮的个子,连锅都够不着呀,她只能搬一张凳子站在灶台边煮饭。

  关于站在凳子上煮饭这个细节,奶奶讲,妈妈也讲,全村人都讲。每一次听,我都禁不住鼻子酸酸的,六岁,正是在父母膝下撒娇承欢的年龄,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何曾受过这般的苦?

  

  往后,我开始注意村庄里每家每户的门楣,发现这样的牌匾还真不少。

  桂生爷爷家有,流发伯伯家有,南海伯伯家也有……原来,往上几代,全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曾经有人光荣地牺牲了。无法想象,就在我们的村庄里,就在这平静的生活之下,竟然有那么多人像我在连环画里看到的那样与敌斗争。他们,不正是我心中一直景仰的英雄吗?

  过年的时候,政府会给挂牌匾的家庭送一张年画,每次村干部领回来都是一大摞。年画上面写着“光荣之家”四个大字,下方印着慰问信和年历。村民们总是喜滋滋地贴在自家饭厅的墙上,贴到很旧了也不舍得撕下来。

  有的时候我会暗自思忖自己家和挂牌匾的家庭有什么不同,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是多么幸运。我的奶奶是烈士遗孀,后来改嫁到麦菜岭,才有了我父亲。其实,我父亲也当过八年的兵,同样是参军入伍,我的父亲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乡,并生下了哥哥和我。

  我从没有机会见识真正的英雄,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只是烈士家庭里早早失去了丈夫、父亲或儿子的普通村民。

  木生和我们一家本无血缘关系,他的父亲是烈士,母亲便带着他改嫁给了我的二爷爷。其实,我的二爷爷也参加过长征,只因中途受伤没有跟上部队,失散之后一边躲避敌人一边养伤,风平浪静后方得归乡。那时候木生才三岁,日子似乎开始安宁起来,然而命运并没有顺着岁月静好的意思走下去,几年后,木生的母亲病逝,他成了无父无母的可怜孩子。木生的奶奶闻听消息,便将他接回老家了。此后,我的二爷爷再娶了二奶奶,木生也有几十年时间没有音讯。

  时移世易,二爷爷于1982年去世。二奶奶因未育,由过继的二伯父一家赡养。从小丧父失母,木生就没怎么上过学,除了当农民,他也没别的路径可走。长大成年后,连媳妇也没有娶,孤身一人生活。他的奶奶去世后,在这个世界上,他是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木生想到了曾经生活过的麦菜岭,想到了曾经爱护过他的二爷爷。他终于下定决心找了过来,却发现麦菜岭早已物是人非。木生将二奶奶当成亲生母亲,将我父亲三兄弟当成亲弟弟。木生没有什么家业,便按照政府的优待政策住进了乡里的光荣敬老院。

  光荣敬老院里,住着几十位烈属,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在情感上很容易产生共鸣。他们一边感念着政府的厚待,一边相互温暖。木生在敬老院负责养猪,收入除上交敬老院外,还略有盈余,日子过得还算自在。直到七十多岁,他才不再养猪了。现在,他八十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每月都能领到政府的抚恤金。

  木生,以及在光荣敬老院一茬茬老去的众多老人,是众多赣南苏区红军家属的缩影。

  

  长大以后,我开始留意去寻访有牌匾的家庭。在土坯房改造之前,随意走进一个村庄的老屋,都可以找到很多“光荣烈属”牌匾。因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的瑞金,可以说是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属。

  为哺育摇篮里的革命,瑞金人民倾其所有。苏区时期仅24万人口的瑞金,就有超过11万人支前参战,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纪念馆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7万多人,无名者亦不计其数。听父亲说,光是我们村,便有67位烈士。如果去瞻仰叶坪红军烈士纪念塔,会看见塔身上嵌满了一粒一粒的小石子,每一粒小石子就代表着一位牺牲的烈士。同样的,在村民的门楣上,每一块光荣牌匾都铭刻着一段不朽的记忆。沙洲坝的杨荣显老人把八个儿子送去当红军,全部牺牲在战场;叶坪华屋17位华姓后生出发长征,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妻送郎、母送子,望眼欲穿君不归,这样的红色故事,在瑞金这片土地上数不胜数。

  事实上,为了支持革命,苏区人民献出的何止是最优秀的儿郎?他们献出的还有最后的一把米,最后的一尺布……

  还是要说到牌匾。九堡镇密溪古村的村民,把一百多块祖上悬挂的祠堂牌匾拆下来,割下金粉送给红军印刷厂作原料,木匾则全部做了红军烈士的棺木。要知道,在赣南客家人的心中,祠堂是最具家族威严的地方,祖上的牌匾是神圣至上之物。可是他们却甘愿摘下先祖的荣光,把自己仅有的物资献给红军。因为,密溪村的二百余名子弟参加了红军。更因为,他们坚信红军是可以为他们打下一片新天地的队伍。而这一支队伍,便是他们日日夜夜思念着的亲人的队伍。

  一组数据显示,苏区时期,瑞金人民认购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78万元,支援谷子25万担,捐献战争费用22万元,捐献银器22万两……这厚重的奉献,不是由于经济实力的雄厚,而是因为抱着必胜的信念。老表们总是说:“我们把自己的后代都搭上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红军长征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反扑过来,红军家属遭到了疯狂的报复。直到新中国成立,“光荣烈属”的牌匾挨家挨户地钉上门楣,他们才确信,天下已经太平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牵挂着“红都”,他在接见瑞金进京代表时饱含深情地说:“苏区人民太好了,我们欠苏区太多了!”可见,苏区人民的牺牲和奉献,一直被历史、被国家铭记着。

  

  饮水思源,树高千丈忘不了根。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央和国家部委纷纷前来寻根。1995年,新华社第一个在瑞金修建革命旧址,续写红色传统。2004年12月,当时的国土资源部在瑞金市沙洲坝的苏区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旧址,挂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人民委员部史料馆”和“全国国土资源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两块牌匾。

  一个个苏区旧址焕然一新,一个个传统教育基地揭开了锃亮的牌匾,照亮后人创造美好生活的前进之路。叶坪和沙洲坝已经成为规模较大的国家部委旧址群,也成为瑞金苏区精神案例教学的核心教学点。

  寻根的目的,不仅仅是挂上牌匾,还有对口支援,还有源源不断来自大城市的政策反哺、温暖关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瑞金人民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到2018年7月,红都瑞金正式脱贫摘帽。

  近一个世纪的光阴倏忽而过,光荣牌匾的样式也经历了多种变化。五六十年代是椭圆形的木头匾,七八十年代换成白底黑字的铁皮匾,后来,是黄底红字的镀金不锈钢匾。内容分别为“光荣烈士、光荣烈属、光荣军属、光荣之家”等。

  与之相对应的是,悬挂牌匾的门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茅草屋或土坯房里的小木门,再是砖混房里的大木门,后来是小洋楼里气派的大铁门。许多红军后代早已从农村搬到城市生活,再要去找那些牌匾,已经没那么容易了。欣慰的是,他们无一例外都远离了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命运,拥有了真正的安稳和幸福。

  我想,无论是国家部委的牌匾,还是烈士家庭的牌匾,无不印证着新中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血脉相承的联系。在这种叶和根的体认中,那些大大小小的牌匾,无一例外尽皆辉映着时代之荣光。(钟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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