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1月，由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有预谋地围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爆发。为了尽可能地保存部队的力量，新四军军长叶挺受党组织委托，前往敌营进行谈判，却被对方无理扣押，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囚禁生涯。

　　在此期间，出于革命者坚贞不屈的意志和光明磊落的情怀，叶挺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中写出了《囚歌》《囚语》两篇重要的文献性作品。其中，曾题壁狱所，且被难友谱上曲子传唱，新中国成立后更是进入了数十种教材和书籍的《囚歌》，早已遐迩遍被，深植于几代国人的心灵深处。而《囚语》则因为先后被不同的档案机关收存，直到1994年才首次披露于《党的文献》杂志，所以并不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从两篇作品承载的内容看，3000多字的散文体的《囚语》具体记述了作者身陷囹圄的所思所想和蓦然回首的生命历程，更显得斑驳、丰富和多面，因而也更具有精神重量和认识价值。

　　阅读《囚语》，迎面而来的是一种兼有雄放、雅健和激愤的语流，其字里行间多见文言语辞的自然融入，以及历史人物和相关篇目的必要引用，显示出叶挺相当不错的国学根基。当然在确立这种认识和评价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囚语》的文字和段落并不十分严整和连贯，有的地方还存在误植和舛错。不过要合理解释这些并不困难：按照作者的自述和学者的考释，《囚语》写成于1941年1月21日至2月上旬之间，这正是叶挺遭遇敌方无理扣押，继而被关入上饶李村监狱最初的一段日子。斯时的叶挺百感交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一个人，当可能达到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

　　可以想象，这当中既有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制造事变所激起的强烈愤慨；又有因新四军将士在事变中或身陷囹圄或生死未卜而生出的不尽系念；还有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所做的精神梳理和立场告白；当然也少不了对生命历程的蓦然回首，对亲人、朋友的念兹在兹……在这种思绪纷乱的情况下，其笔下文字出现一些不太连贯或不甚准确之处，属于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况且作者写《囚语》要在明志和备忘，并没有着力从文章的角度来考订和打磨。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样写成的文字，更真实地浓缩和传递了作者的主体情致与精神本色，正如叶挺之子叶正明所说：读《囚语》可以“让我们感知了解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的叶挺”。（《儿子记忆中的叶挺将军》）

　　二

　　《囚语》开篇处，叶挺引用了清代诗人邓汉仪（文中误记为吴梅村）的两句诗：“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接下来，作者“戏拟”了四句诗以抒怀：“不辞艰难那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这里涉及到“息夫人”的典故。息夫人原为春秋时期息国国君夫人，亡国被掳后，她为保全国君，忍辱负重。诗人邓汉仪体察息夫人的不易，故写下“自古艰难惟一死”的诗句。而叶挺在引用邓汉仪的诗句后反其意而言之，开辟了全新的诗境——既然选择了艰难，又焉能拒绝死亡？因为艰难和死亡原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革命者只求信仰面前的问心无愧，为此情愿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代价。真可谓高风亮节，掷地有声。

　　显然，叶挺的诗作虽自云“戏拟”，却透显出一种为了信仰、事业和个人选择而情愿慷慨赴死的凛然大义，它构成了《囚语》一再出现的意识流动乃至贯穿始终的言说线索——昔日的老长官李济深从叶挺的安全考虑，曾建议他离开新四军，叶挺回函：“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妻子发来电文，望其为了儿女“珍重自惜”，叶挺的态度是：“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但我又那（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和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活着的叶挺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他想请挚友郭沫若为自己的墓碑题款，一种为人类正义事业万死不辞的崇高意识昭然可见。所有这些仿佛都在诠释叶挺“不辞艰难那辞死”的诗句，都浸透了他作为革命军人特有的人生观、生死观和价值观。

　　三

　　作为一篇旨在明志和备忘的文字，《囚语》近乎必然地涉及到作者投身军旅后的战斗经历，这些被作者自己概括为：“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所谓“三次被叛逆之罪”，指的是作者因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在皖南事变中奋起自卫而获罪于国民党当局。其中一个取其古意的“被”字既准确又传神，道尽了革命者的无辜和反动派的无耻。

　　而所说的“七次一败涂地”，除了以上三度“获罪”之外，还有四次历险：即发生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期间的总统府突围、楚豫舰脱身、高州兵败，以及在日本等地被当局盘查等。无论是“获罪”还是历险，每每联系着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因而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人生密码，只是身陷魔窟的叶挺一时无暇也无法对这些做深入思考和仔细盘点，而只能沿着个人成长的思路做些钩沉：幼年起就喜读诸葛亮的《出师表》《后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及秋瑾的作品，十三岁时曾手抄邹容、陈天华和《民报》上的文章，这样的阅读不仅使“我”完成了最初的思想启蒙，而且无形中养成了一种不畏强暴、追求正义的性格，从而做出了许多特立独行、反抗强权的事情。当然也最终决定了他在百年中国的大变局中，最终勇敢坚定地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边。

　　四

　　在《囚语》中，叶挺还一再写到自己在事变中看见或闻知的几位新四军战士的遭际：革命音乐家任光被枪弹击中腹部，妻子亦负伤，“任君夫妇当作同命鸳鸯矣！”（任光重伤牺牲，其妻受伤被俘，后在上饶集中营被敌人秘密杀害。）“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黄源牺牲的消息系误传），这位在军中担任印刷所副所长的青年作家“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还有原本系华侨富商子弟的陈子谷，“本为国家民族的血诚，回国参加抗战”，此番亦遭关押。这些充满血与火的文字，当然饱含军人之间的袍泽之谊，只是除此之外，分明还有另外一种思想和情感在涌动，这就是叶挺对革命和人民事业所需要的文化杰出人才的珍视与痛惜，对一切制造屠戮和灾难的侵略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强烈抵抗与愤恨鞭挞。这自然进一步扩展了《囚语》的精神内涵。

　　《囚语》的最后部分由作者借理发一事说开去：“仆人数次问要理发吗？我答可不必……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仅能从不字上着想，不能从要字上着想。譬如尔要活，他人偏不要尔活。假如尔想不要活，这是尔可以做到的自由。”“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显然，作者在以中国传统的“蓄须明志”的方式表达一种态度：坚定不移，斗争到底；虽渴望自由，但决不以向邪恶低头为代价！于是，一种浩然正气劲拔而起。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健笔轻移，写了一个记忆之中夫妻二人因胡须而生的温馨细节，其亦庄亦谐、举重若轻的笔致，不仅表现出作者对爱妻的深切思念，而且于无形中构成了对敌人的嘲笑与蔑视。（古耜）

囚语（节选）

叶　挺

　　“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吴梅村感恸深矣，戏拟四句不协律的诗：

　　不辞艰难那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

　　……

　　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达到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利害。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这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一切了，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

　　……

　　吾妻于廿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但我又那（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

　　……　“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有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康健可贵，屠格涅夫说过：“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君本为国新社记者，到皖南军中后参加军中工作，为印刷所副所长。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

　　……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是说：人到临死时才能说老实话。因为没有为生而自私的观念，自然所说的才不会虚伪的。我今日到此境地，才体会到这个意义。

　　未理发已一个多月了，仆人数次问要理发吗？我答可不必。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适有友人在谈话，问我原故，我说，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仅能从不字上着想，不能从要字上着想。譬如尔要活，他人偏不要尔活。假如尔想不要活，这是尔可以做到的自由。……我今日幸为囚徒，为人生所难逢境遇。须发蓬蓬，是囚徒本色，为什么不保持这样本色呢？